萨满与精神分裂
利维坦按：最近，和一位多年诗人朋友聊天才得知，他的儿子得了阿斯伯格综合征，现在孩子已经休学，他陪着孩子住进了山里。我只能安慰他说，没事，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都非常聪明，据说乔治·奥威尔和爱因斯坦都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呢。
有些人或许由于心理或精神原因只能脱离集体，而有些人则千方百计地想要融入集体——“集体生活”，这个多少带有些乌托邦色彩的词，对于中国人来说想必再熟悉不过了。本文的主角拉塞尔·弗兰克也要进入集体生活，但情况和普通人有所不同——他患有精神分裂症。在尝试了多种疗法基本无效之后，他的家人决定通过“萨满”来治愈他。
这让我多少联想到在巴西通过戏剧来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例。巴西已故导演和行动主义者奥古斯都·波娃（Augusto Boal）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创了用戏剧表演医治患者的疗法，他创建了著名的“抑郁症剧院”。在抑郁症剧院，人们通过戏剧直观感受和理解工作中的动力学，并通过角色扮演探索新的可能性。另一观点，即“为现实生活彩排”，就是受到波娃的启发而产生的。
文/Susie Neilson
译、校对/Carlyle&喵昕
原文/nautil.us/issue/58/self/a-mental-disease-by-any-other-name-rp
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（BY-NC），由Carlyle&喵昕在利维坦发布
一切来得没有预兆，或者说，预兆曾经出现过，可你事后才发现，为时已晚。一开始，你只是和儿子一起待在车里，他告诉你：“我没法重拾过去的自己了。” 你会觉得，哎呀，青少年就是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。然后你儿子开始拒绝做作业，用黑色记号笔在墙上写关于自杀的事情，他还试图用刮胡刀片自残。你和他坐下来，长谈一番。一周后，他从朋友家晚间派对上逃回来，他闯进房子的大门，大喊大叫，说他的朋友要杀了他。他整晚都蜷缩在妈妈以前住过的房间，胸前紧紧抱着一只毛绒玩具。这时是21世纪初，他17岁了，而你就是他的父亲，迪克·拉塞尔（Dick Russell），一位旅行家，前《体育画报》记者，但首先仍然是一位父亲。
你的儿子，弗兰克，之前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，只是性格有些古怪。他是个怪才，不善社交但聪明无比——你觉得也许他是未来的艺术家。现在，却有人告诉你，儿子的古怪是因为病理学上的缺陷，他说出神秘的话语是因为神经系统出了问题，而非因为他是个有创造力的天才。
弗兰克的检查结果送来了，你和他一起坐下来。是精神分裂症（Schizophrenia，台湾现译为“思觉失调症”）。你瞬间五雷轰顶，脑中冒出无数绝望的念头。在美国，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通常意味着无家可归，无人录用，无法维持亲密关系，更容易药物成瘾——儿子如履薄冰。你把他交给开出抗精神病药物的医生，他像吹气球一样胖到了300磅（约136公斤），他们告诉你他只是贪吃，你也相信了。
弗兰克·拉塞尔的孩提时代，那时他身上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。
如果弗兰克当时在另一个地方生活，也许他的命运会不一样。在某些国家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业率是在美国的5倍。在另一些国家，人们认为精神分裂症状意味着超凡的能力。
迪克和儿子在15年间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疗法，有些有用，有些没有。然后，两人出人意料地调转了治疗的方向，踏上一段新的旅途。迪克把这段旅程比作“在长长的黑暗隧道中，一条被火炬照亮的通路”。他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从而帮助别人也找到这条路——但他知道自己的故事有些地方听起来很疯狂。比如说：他现在相信弗兰克可能是一名“萨满”。
颞叶是大脑的一叶，位于额叶和顶叶的下方、枕叶的前方。图源：Centre for Neuro Skills
一般认为，大脑中的某些结构和区域对我们的自我意识特别重要。比如说左右脑连接的地方：这里有颞叶（temporal lobe），负责把视觉和听觉转化成语言、情感和记忆；还有顶骨叶（parietal lobe），负责统率五种感官，从而定位身体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。颞顶交界区（temporoparietal junction）从这两个部位和其他脑叶综合提取信息，在脑内形成一个代表人的物质身体的精神意象，并且界定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。在“心智理论”中，颞顶交界区起到重要的作用，因为它承担着识别自身想法和欲望，并且理解“其他人与我拥有各自独立意志”的功能。
红圈所示位置即为颞顶交界区。图源：Wikipedia
当颞顶交界区受损或遇到干扰时，在脑中构建合理的自我概念就很难，有时候甚至很痛苦。颞顶交界区运作出错，可能导致“躯体变形障碍”，患者会想象自己有生理缺陷，极度纠结于这种想法。研究人员认为，阿兹海默症患者、帕金森症患者和健忘症患者的脑部，都存在着不正常的颞顶交界区活动。
精神分裂症和颞顶交界区的混乱直接相关。由于意识系统受到了干扰，精神分裂症病人常常认为别人对自己怀有恶意。当他们进行和意识系统有关的脑力活动时，他们的颞顶交界区活动要么出错，要么直接崩溃。研究人员用电极刺激精神分裂病人的颞顶交界区，很容易就能诱发有些病人经历过的灵魂出窍的体验。精神病学家Lot Postmes将它称为“感知失调”。他认为人的自我是“对自己的正常感知，一种统一实体的感觉，存在一个‘我’的主体，拥有并统领着自己的想法、感情、身体和行为”；而感官信息的混乱会让自我意识如脱缰之马般狂奔。
图源：Centre for Neuro Skills
精神分裂症病人常常“打散自己”，所以他们很难向世界呈现出连贯的自我表达，也很难与其他相对而言能够“自我凝结”的个体相关联。“精神分裂症的主要表现是，患者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消退了。”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家、精神分裂症研究专家科沙瓦（Matcheri S. Keshavan）说。然而，讽刺的是，精神分裂病人比正常人更加需要社会交往。科沙瓦说：“精神分裂病人的问题在于，无论他们有多么渴望社交，他们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应对社交活动的能力。”
精神分裂病人渴望社交，他们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形成了突出的对比。2008年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生物学家伯纳德·克雷斯皮（Bernard Crespi），和伦敦政经学院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·巴德科克（Christopher Badcock），构建了一种理论，把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看作同一事物的两方面。他们写道：“自闭症患者的社会认知发展不足，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认知又发展过度，以至于无法正常运行。”也就是说，自闭症患者的自我意识过于狭窄，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“自我意识”扩张性过强：他们认为自己同时是许多人，在哪里都能看到别人的意图、事物的象征意义。
诗人里尔克拒绝治疗出现幻觉的症状。图源：Baseball Prospectus
这种意识错乱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更加艰难，也让他们更有创造力。精神分裂症患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想象力，所以他们更经常投身于艺术项目中。数不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说自己的创意和幻觉同出一源：诗人莱纳·里尔克（Rainer Rilke）拒绝治疗幻觉的症状，他说，“别把我的魔鬼赶走啊，因为我的天使也会一同离去。”里尔克多部著作的译者、作家史蒂芬·米歇尔（Stephen Mitchell）说：“他要思考和解决的是与芸芸众生相反的存在主义问题：我们通常苦恼于自己和他人之间深厚的隔阂，他却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薄如轻纱。”
弗兰克·拉塞尔自述有相似的感受。“他告诉我，他感觉自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人的内心，”他的父亲迪克写道，“对他来说，很难分辨出自己是谁，镜中人又是谁。”迪克还表示，弗兰克非常有创造力。他画各种画，还做焊接工艺品。他编造“象形文字”和字母，自己创造了一种语言。他创作关于神和种族矛盾的长诗，在学校还赢得了许多诗歌比赛的奖项。尽管弗兰克十分关注各种奇怪的符号，他却相信自己会变成中国人或者幻化成熊，这让他很难与人交往。和诊断结果预测的一样，他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孤身一人，无法与人结成长久的人际交往关系，也无法参加团体活动。除了医生，弗兰克只和他的父母联系。直到他们遇见了马利多马（Malidoma）。
治疗一个精神病需要全村的人：马利多马自认为是一名“titiyulo”，或者说，一个“萨满”。他认为，是否归属于一个社区团体对于控制精神分裂症状来说十分重要。
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，精神分裂症遍布全球。一份1997年的报告写道：“至今，每一个社会、每一种文化里，都发现了……这种令人困惑的疾病。”确诊精神分裂症需要病人出现5种症状：1.妄想；2.幻觉；3.语无伦次；4.紧张症；5.其他症状，比如情感冷淡（不表达情感），失语症（语言能力下降），或者缺乏意志力。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这些标准仍需要更多的检验。
报告写道：“目前实施的（精神分裂症）诊断指标症状本身无疑是非常可靠的，但由于缺乏从外部判断这些症状是否存在的标准，诊断是否有效还是未知数。因此，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应该持开放态度，在据此安排治疗方案的同时，等待将来医学的进一步发展。”
诊断精神分裂症所使用的技术也在不断变化。科沙瓦说：“技术一直在变。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发现更好的生物标记，但事情依然很复杂。”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罗伯特·罗森海克（Robert Rosenheck）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治疗模型的有效性更进一步，他说：“临床治疗中，我们一般认为每种疾病都存在着医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。但对于精神分裂症，我们却难以用这种思路对症下药。”
德国艺术家兼精神分裂症患者奥古斯特·纳特尔（August Natterer）所绘的“我处于幻觉时的眼睛”。图源：wikipedia
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精神分裂症有着不同的症状，这使得事情更加复杂。世界卫生组织曾以数项研究进行对比，拿美国和西欧的精神分裂症治疗情况，和加纳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作比较。在跟踪观察病人5年之后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比发达国家患者“治疗效果好得多”。在一项研究中，将近37%确诊精神分裂的发展中国家病人在两年之后消除了全部症状，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和欧洲只有15.5%。在印度，将近一半精神分裂患者能找到工作，美国则只有15%。
（www.hdfoster.com/sites/hdfoster.com/files/users/user10/WhatReallyCausesSchizophreniawithp54.pdf）
（www.theatlantic.com/business/archive/2015/07/job-hunting-with-schizophrenia/395936/）
研究人员们归结出了一种理论：这些反直觉的发现，是因为一项关键的文化差异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过着更集体化、互相依赖的生活，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状态首先是社区导向的。与之相对的发达国家，一般来说更加个人主义——社会主流价值观鼓励自我驱动、自我激励从而有所成就。
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征有时也会使这种二分法不那么绝对，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相对稀缺，有些国家还会污名化精神分裂患者。但是，针对美国少数族裔之间社会差异的一项研究发现，“有些少数族裔文化特征能起到保护作用”。比如说，如果社群文化表现出富有同情心、善于交往的集体主义价值，那么“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就会更加温和”。
罗素·克劳2001年主演的电影《美丽心灵》中，饰演美国数学家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的约翰·福布斯·纳什，纳什也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。图源：giflife
科沙瓦说：“举个例子，假设一个年轻人患有精神分裂症，无法参与社交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，他有一个团结的大家庭，有同样可能遭遇不幸的兄弟姐妹。他会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包容。相比之下，在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，他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，无法融入。因此，在个人主义社会，精神分裂症会对一个人产生更加毁灭性的打击。”精神分裂症社会学研究的顶尖专家拉塞尔·舒特（Russell Schutt）认为，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还会“削弱病人直面疾病、求助他人的动机，他们更不愿意看心理医生，也不参加当地社区的心理服务项目”。
病人本身的差异也会影响不同文化中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。2012年，北京大学从事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韩世辉（Shihui Han）教授曾开展研究，向中国（社会文化鼓励相互依存）和丹麦（社会文化鼓励个人独立）征集志愿受试者，实验要求志愿者在脑中想不同的人，同时监测他们的颞顶交界区活动。实验结果表明，当推测其他人的思考和意识产生过程时，两组受试者的颞顶交界区都处于活跃状态。
但是，当中国受试者想着自己的时候，他们的颞顶交界区也会活跃起来。研究人员用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强度来衡量人的自我反映程度，丹麦受试者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比中国受试者更加活跃。简而言之，中国受试者的自我意识更加模糊，这直接影响了大脑中涉及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区域。
韩世辉的研究表明，来自于相互依赖程度更高国家的人，颞顶交界区的平均活跃水平更接近于精神分裂症患者。小林千代子·弗兰克（Chiyoko Kubayashi Frank）是菲尔丁研究生大学心理学院的学者，她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受试的日本成年人与儿童，其颞顶交界区活动水平越低，就越不易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下感受到自我与外界的差异。
（www.ncbi.nlm.nih.gov/pubmed/19874972）
这同样也解释了不同国家居民群体看待世界角度的差异性：来自更加集体主义的民族的人更加相信上帝，也更关注某个场景的大环境；而个人主义色彩较强的民族往往忽略大环境，着眼于场景的焦点本身。这表明，在更看重集体主义的民族中，精神分裂者的思维方式更不易被质疑或污名化，因此，他们更不易感受到舒特所谓的“社会普遍压力”——舒特认为，这种感受“具有加剧心理学疾病的生物学效应”。
（digitalcommons.unl.edu/cgi/viewcontent.cgi?article=1376&context=psychfacpub）
（journals.plos.org/plosone/article?id=10.1371/journal.pone.0135453）
马利多马来自于一个集体主义社会。他出生于布基纳法索达格拉部落，他的爷爷是一位游历世界后最终定居美国的知名治疗师。马利多马将自己视为祖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桥梁，他认为“将民族的智慧带向世界的另一个地方”就是自己存在的意义。马利多马笑称，自己奉之为“事业”的东西是文化大使、顺势治疗师和“圣人”的结合。他在布兰迪斯大学攻读了三个硕士学位和两个博士学位。他在美国四处游历，主持仪式、咨询倾听、创作书籍、发表演讲。有时，他称自己为“萨满”，因为人们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，这也与他在布基纳法索部落中的“titiyulo”的头衔相似——一个不断探询其他维度的人。
迪克第一次听说马利多马，是通过分析心理学家詹姆斯·希尔曼（James Hillman）。当时，马利多马正在为这位心理学家写作传记，同时，弗兰克的治疗也处在停滞时期。从20岁到30岁，弗兰克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各种各样的社群家庭中。他最喜欢的一个社群家庭名叫“地球之家”，是一所私营机构，比其他社区家庭的组织水平更好。“地球之家”开办课程，训练学员的领导力，营造了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。弗兰克在这里结识了亲密的朋友，还出演短剧。迪克对此感到十分高兴：弗兰克生病后，他的生活从未如此充满友爱与目标。
正是由于这样的良性交互（社群还能帮忙提醒患者按时服药），在西方医学中，社群已经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所必须考虑的一部分。回顾了66项科学研究后，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“基于社群的社会心理干预，显著地减少了患者的负面发病症状、住院时间和药物滥用现象”。患者定期服药、拥有工作、享受友谊的概率升高了，为自己感到羞耻的可能性降低了。美国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。
但是，对于迪克和弗兰克来说，还有一个问题——在“地球之家”接受治疗，每月需要花费20000美元。迪克干了一辈子记者，出不起长期接受治疗的费用。亲朋好友接济这对父子接受了“地球之家”16个月的治疗后，迪克决定不再拖延“不可避免的事情”。迪克驱车将弗兰克送回了波士顿，安排他进入另一家水平不高的社群家庭机构。在那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弗兰克的病情恶化了。
之后不久，在2012年左右，迪克决定去找马利多马。他和马利多马电话交流之后，在洛杉矶城外的奥哈伊小镇见到了他。一年之后，两人在牙买加再次相见，这一次，迪克带上了弗兰克同行。
弗兰克与马利多马：后者将弗兰克视为同道中人。图源：迪克·拉塞尔
马利多马在牙买加的晚餐桌上第一次见到弗兰克的时候，他立即意识到了眼前之人与自己的相似之处，他说：“我们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在那一瞬间清晰了。”当精神分裂患者遇到“萨满”，“萨满”摇着头，抓住弗兰克的双手，仿佛这是一次久别重逢。他对迪克表示，弗兰克像是他的“同道中人”。马利多马相信，弗兰克就是一位美国版的“titiyulo”。他认为，事实上，很多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“titiyulo”，人们甚至不能选择要不要成为这样的“titiyulo”——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
“每一个萨满在最初都会遭遇危机，他们与那些被认为患有‘精神分裂’、‘精神错乱’的人十分相似，当灵魂崩溃之时，成为萨满的旅程也就开始了，”他说，“某一天，他们看起来健康正常，像普通人一样，但是，第二天他们就表现怪异，做出对他们自己和整个村庄来说都很危险的事情——听到或看到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东西，行为偏激、大喊大叫。”
不久后，弗兰克通过用艺术的方式表达自我，获得了慰藉。左图是他在牙买加演奏鼓乐的场面，右图是他的一幅画作。
当“萨满”出现的时候，达格拉部落的住民齐心协力，试图为这个精神崩溃的人提供治疗。“治疗方法”包括举办一场热闹的仪式，人们跳舞、欢呼，大有庆祝节日之态。马利多马记得曾目睹姐姐“接受这样的治疗”。“我的姐姐直到深夜都在尖叫，”他说，“但是人们却在她的身边寻欢作乐。”
通常情况下，这种难以控制的崩溃会持续大约8个月，之后，一个全新的人就会出现。“你必须经历这种有些激进的启蒙，只有这样，对整个群族而言，你才能变得比活着的人更有价值。”马利多马还说，如果一个崩溃着的人不在一个族群里生活，那么他将难以痊愈，他相信，这也是弗兰克得病后恶化的原因。
马利多马说，如果弗兰克出生在达格拉部落，在这里经历了令17岁的他逃出公寓的灵魂崩溃，族群将会立即在他的周围举行集会，像她姐姐经历过的那种集会。之后，部落成员将会进一步为他治疗，并帮助他重返社群。一旦他得以痊愈，他的地位将会变得显赫。“他将会成为精神领袖般的人物，能够洞察周围人内心深层的问题。”
精神病学家约瑟夫·勃利梅尼的《萨满在我们之间》。书中列举了精神分裂和萨满之间的关联。图源：Goodreads
马利多马并非将萨满与精神分裂者联系起来的第一人。精神病学家约瑟夫·勃利梅尼（Joseph Polimeni）曾就此写过一部专著，名为《萨满在我们之间》（Shamans Among Us）。书中，勃利梅尼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：萨满和精神分裂者都相信他们有魔力，能听到不同寻常的声音，并有过出窍的经历；成为萨满的年龄一般在青少年晚期到二十岁出头，也与男性通常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年龄（17-25岁）相同；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，萨满亦然；萨满的流行程度（每60-150人中有一个萨满，与早期人类社群的规模相近）与全球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（大约1%）大致相似。
这个理论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。批评者指出，萨满教巫师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进入或退出宗教状态，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。但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·萨波斯基（Robert Sapolsky）曾预言一种类似且更为广泛接受的理论：许多诸如萨满巫师、先知者的“精神领袖”，实际上可能患有“分裂型人格障碍”。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，但他们的症状比病患相对温和，比如，他们可能有独特的语言方式或一些“后魔幻”层面的思维，而这往往与创造力和高智商相联系。这种理论听起来与马利多马的症状十分吻合，他从未经历过“灵魂的崩溃”，但他的兄弟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。
无论弗兰克的病症是否能帮助他在其他时间、其他地方成为萨满，达格拉部落对患者“治疗”过程中的三项核心因素（早期干预、族群与最终目的），与科沙瓦、舒特、罗森海克等人引证的三项药物外补充治疗——早期干预、社群支持和雇佣——是一致的。迪克也许与达格拉部落的“激进启蒙仪式”无缘，但马利多马建议他将这一方法的其他维度引入儿子的生活，包括适当的仪式与其他有目的的活动。
离开牙买加回到波士顿后，弗兰克与马利多马通过电话保持联系，他与迪克走访了许多替代疗法治疗师的家庭与小诊所，这些治疗师均以温暖而充满鼓励的方式来对待弗兰克的妄想念头。迪克也开始鼓励儿子，当弗兰克希望迪克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进他自己的回忆录时，比如“海豚的汗水是一种啤酒添加剂”，迪克爽快地照做了。迪克说，这些尝试不仅没有激起弗兰克更多的妄想症状，反而产生了“地面效应”。他们向他证明，他拥有尊重他和他的能力的朋友和家人。迪克在他的回忆录《我的神秘儿子：在精神分裂者和萨满巫师之间切换的人生通道》中写道：“如果弗兰克的一些梦想只能存在于想象的时空里，那就让它在那里吧，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有多重要。”
父与子：如今，弗兰克·拉塞尔能更容易地控制自己的症状，他与父亲的关系也更深一层。父亲说，两人“通向萨满的旅程”改变了他对于疾病和健康的看法。
这种方式效果奇佳。5年前，在没有遇到马利多马的时候，弗兰克对进入社会情境的兴趣很低。37岁时，他去了新墨西哥和缅因州旅行，还参加了机械工程的课程。如今，他已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爵士钢琴演奏家，他的房间堆满了他自己创作的图画和金属工艺品，其中蕴含了大量他本人的原创意象和象形语言表达。
他不曾痊愈，他还偶尔能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并产生妄想。他依然住在社群家庭中，但药物服用量已经减半。他的体重有所减轻，也没有任何糖尿病症状了。他的父亲和医生都说，他更加彬彬有礼、顾虑周全，生活也更加充实。他依旧有难熬的日子，但越来越少，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低。
也许，帮助弗兰克改善状况的最重要因素，恰恰是他看待自我的方式转变。不仅仅是个“疯人”，他还是一位作画的诗人、一个旅行者朋友、一个非裔美国人、一个焊工的学徒。
最近，他还成了一个“萨满”。2月的时候，弗兰克和他的父母前往布基纳法索拜访马利多马，在那里，他参与了当地的治疗仪式。在3月初回到波士顿前，他在那个村庄里住了4个星期。迪克和马利多马没有太多地透露仪式的细节，只说弗兰克对仪式的反应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
这次的经历同样改变了迪克的看法。“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参加海边的圣水仪式。”他说，但他确实这么做了。在帮助儿子康复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看法也改变了：“精神病症患者之所以深深陷入到他们创造的另一种现实之中，是因为他们想进入那个世界。我们自己也很清楚，我们以为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其实加入了许多其他层面的东西——神秘的渗透一直存在，它们的统一甚至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。”
至于传统药物的服用效果……就迪克所知，科学家们还没有研究过第二个像弗兰克这样的案例呢。
往期文章：
“利维坦”（微信号liweitan2014），神经基础研究、脑科学、哲学…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。反清新，反心灵鸡汤，反一般二逼文艺，反基础，反本质。
投稿邮箱：wumiaotrends@163.com
合作联系：微信号 liweitan2018
一家过去时的书店
长按上图二维码，或点击“阅读原文”进店